范子烨:都说是陶渊明五柳先生到底是谁? 文章来源:九五至尊手机官方在线娱乐   2018-07-19 16:07

  如果说《五柳传》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话,那么,通过对它的科学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一把秘钥。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有关《五柳传》的基本问题:谁是五柳先生?

  先看人们普遍尊奉的传统解说。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对《五柳传》所作的《阅读提示》说:“本文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写的自传,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的自画像。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朴素洗练,看似平淡却寓意深刻。”近一百年来出版的所有《中国文学史》,大致也作如此说。

  而宇文所安在其著名的《自我的完美镜像——自传诗》一文中更是盛赞《五柳传》(Biography of Five Willows)为“first great autobiographer”(“第一篇伟大的自传”),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这篇作品的基本认识。

  有趣的是,1928年胡适游庐山,在探访陶渊明故里的途中阅读《庐山志》,他看到宋人周必大《庐山后录》中有一首前人的题诗:“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于是适之先生在《庐山游记》中写道:“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陶渊明同他的五柳》。”这就是他后来赠送给顾廷龙先生的墨宝。

  多年前,一位中学生曾经问我:为什么“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陶渊明会为自己作传,并且借古代一位贤妻之口赞美自己?《归园田居》其五说“方宅十余亩,草屋间”,《五柳传》却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这两种自述是否有矛盾?我在语塞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众所周知,与《南史·陶潜传》不同,《宋书》《晋书》的两篇《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宋人辑录的《莲社高贤传》,并没有陶宅五柳和陶渊明“号五柳先生”的记载,大致都是说陶公“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自况”当然就是自比的意思。很多文化名人都喜欢以古人自比。如《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陈寅恪《自比陶潜·重九日作》:“错认穷秋是晚春,重阳风雨送萧晨。黄花不见何由采,空负东篱自在身。”如果把诸葛亮、杜甫和陈寅恪与其借以自比的古人划等号,无疑是荒唐的。有鉴于此,邵明珍撰文指出:“《五柳先生传》与其说是一篇‘自传’,还不如说是一篇貌似自传的带有小说意味的‘自况’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但更早的质疑来自康熙时代的著名学者张廷玉(1672-1755):

  余二十岁时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以为此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盖篇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诸语,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此虽少年狂肆之谈,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澄怀园语》卷一)

  他认为《五柳传》不是陶公的亲笔,而是他人的代笔,在他看来,以陶公之为人风范,绝不会充当一个顾盼自雄的传主。因为作为一代“天怀旷逸”的大诗人不会在“自传”中大量袭用前人的语言。事实上,《五柳传》几乎是字字有来历,语语有根源,我们试将此传与《汉书·扬雄传》加以对比:

  1. 闲静少言(《五柳传》)/(1)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扬雄传》)(2)清静亡为,少嗜欲(《汉书·扬雄传》)

  2. 不慕荣利(《五柳传》)/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扬雄传》)

  3.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五柳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汉书·扬雄传》)

  4.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传》)/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汉书·扬雄传》)

  5.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传》)/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汉书·扬雄传》)

  6.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传》)/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

  7.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汉书·扬雄传》)

  以上7例,有四位学者在其论著中大体上已经指出,他们是: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吴国富(《“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简称“吴文”)、李剑锋(《〈五柳先生传〉渊源新论》,《九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简称“李文”)和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程章灿主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7月版,简称“于文”)。

  例句2,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2)“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汉书·扬雄传》)

  例句5,陶渊明《劝农》:“儋石不储,饥寒交至。”古直注引《汉书·扬雄传》:“乏无儋石之储。”(《重订陶渊明诗笺》,李剑锋整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下引古直注只标本书页码)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古直注引《汉书》曰:“扬雄室无担石之储,晏如也。”(第88页)

  例句6,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扬雄《答刘歆书》:“少而不以行立子乡里,长而不以功显于县官,着训于帝籍,但言词博览,翰墨为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例句6,是对扬雄一生文章事业的檃栝,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3)“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此三事都是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汉书·扬雄传》“雄之自序云尔”的表述,班固此传是完全抄录扬雄《自序》原文的。

  根据上举7例,川合康三“对《五柳先生传》作了逐字逐句的解析”(《中国的自传文学》,第59-65页);针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他特别指出:“这里开始叙写五柳先生的为人,首先概括其性格的总体特征,一曰静默,一曰寡欲。而静默和寡欲的反面,即世俗社会的饶舌和贪婪。这与《汉书》扬雄传所说‘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净亡为,少嗜欲’的扬雄性格显然相合。……五柳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着扬雄浓重的投影”(同上,第59页)根据《饮酒》二十首其十八“子云性嗜酒”,他进一步指出:“以扬雄自拟,是渗透《五柳先生传》全篇的底蕴。”(同上,第61页)“《五柳先生传》的赞语,习用的是扬雄传的措辞。”(同上,第65页)但是,由这些精彩的分析以及种种卓见,他却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五柳先生传》作为自传文学的独有特色,……就是作者佯称不知道五柳先生是谁,但恰恰因此而露出‘马脚’,告诉人们五柳先生就是他自己。

  陶渊明生平读书众多,《汉书》是他精熟的一种。……陶渊明对扬雄特别关注,《饮酒》诗有一首专门咏扬雄事迹,并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五柳先生传》。

  李文也肯定:“扬雄《自叙传》是一篇直接影响《五柳先生传》的传记作品。”于文则从互文性文本建构的角度阐发以《五柳传》为核心的复杂的文本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在客观上已经触及了“谁是五柳先生”这一核心问题,而以川合康三的阐发最为到位,可惜的是,由于他对“前见”的恪守以及出于对自己整部书学术体系的考虑,最终和一个重大的学术发现失之交臂了,由此他的那部学术名著也可能难免要遭受被颠覆的厄运。

  根据上举各例,我可以断定,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不是自传,而是汉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的传记,该传的传主是扬雄,而不是陶渊明。对此,我们将予以更充分的论证。

  就此5例而言,诗、传之间是完全对应的。古直注曰:“《汉书·扬雄传赞》曰:‘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此诗首四句即隐括赞语,靖节以雄自况者亦在此。”(第131页)但更有力的证据在于《五柳传》的“赞曰”和《饮酒》其十八最后5句的对应关系。对此诗,宋人汤汉注云:“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三)古直注曰:

  《汉书·董仲舒传》:‘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此诗末四句本此。盖《法言》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姚信《士纬》曰:‘扬子云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朴子》曰:‘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盖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节称为仁者,亦当时之笃论矣。班固赞雄‘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此岂肯言伐国者哉?不言伐国,从容朝隐,以希柳下之风,显默之际,窅乎远矣。靖节所以赞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第131页)

  也就是说,扬雄在其《法言》中,曾暗中以柳下惠自比,突出自己的朝隐之风,而陶渊明也以柳下惠比扬雄,称之为仁者,可谓深知其用心,同时,陶公又以扬雄自比,表达个人的仰慕情怀和不凡心志。显然,如果我们把“子云性嗜酒”改成“五柳性嗜酒”的话,这首诗在内容表达上与《五柳传》就更加吻合。这一传一诗之间的动如影响、若合符契的文际关系,足以证明《五柳传》的传主就是扬雄。

  其次,“五柳先生”的名号也与扬雄有密切关系。扬雄的姓氏有杨、扬两种写法,扬姓几乎被公认为他的本姓。《汉书》本传: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95991177.net九五至尊偪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江上,处崏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校点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13页)

  传载其《反离骚》也说:“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如班固所言,《扬雄传》取自扬雄本人的《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底本“晋之杨”,不作“晋之扬”,晋国无扬地。扬雄先人的食采之地是“晋之杨”,实际就是古杨国——杨姓是以国为姓的产物。古杨国存在于两周时期。根据2016年洪洞坊堆——永宁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杨姞壶和“四十二年逑鼎”判断,古杨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中部,这就是扬雄说的“在河、汾之间”,即黄河与汾水之间。因此,子云的姓氏当以杨为正,而扬则是其先人为躲避仇家改姓入蜀的结果。《文选》卷四十载杨修《答临淄侯笺》有“今修家子云”之说,即以扬雄为其先人,如果子云姓扬,杨修就不会有这样的表述了。

  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时杨、柳二字经常通用。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里杨、柳不分。梁元帝《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垂柳”就是“垂杨”。徐陵《折杨柳》:“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长杨即高柳,高柳即长杨,二者互文见义。汉代有长杨宫,扬雄曾作《长杨赋》,长杨是指连绵的柳树。汉朝还有五柞宫。扬雄《长杨赋》:“振师五柞,习马长杨。”扬雄《羽猎赋序》:“至长杨、五柞。”长杨宫、五柞宫都是扬雄亲历之地。故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宅”,可视为对五柞宫的套改,借以暗示传主是汉廷之人。

  不仅如此。《淮南子·说林》“柳下惠见饴曰”一句下,《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许慎《淮南子注》曰:

  展禽是柳下惠之名,因家中种植柳树并广施惠德而得名(一说柳下为地名,展禽食采于此,广施惠德),正是“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的隐文。这也强调了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因此,“五柳先生”的名号暗用的表达方式正是以柳代杨,“柳先生”就是“杨先生”。类似的例证还有柳如是,改“杨”姓为“柳”,初名杨影怜,后更名为柳隐。杜甫《可叹》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钱谦益号之曰“河东君”。那么,陶家住宅附近是否有柳树呢?答案是肯定的。陶诗:“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其五)“梅柳家门植。”(《蜡日》)皆是其例。但问题尚不止于此。“五柳先生”的“柳”还可能是“留”的谐音字。王维《老将行》:“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垂杨”就是柳。根据清人赵殿成的注释,柳是留的谐音,留通瘤。“左臂生柳”的典故见《庄子·至乐篇》。倘若此说不失之于穿凿的话,那么,“五柳先生”深层的隐文就是《汉书·扬雄传》所说的“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五柳者,五世各留一子也。据《责子》诗序,陶公有五子,由此五子上溯至陶侃(陶公曾祖),也恰好是五世。可知“五柳先生”的名号正表现了扬雄的以柳下惠自比,陶公又以扬雄自比的情况,史传所谓“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正是此意。而所谓“先生”者,在中古时期也可能是“雄”的合音字,“宅边有五柳树”的“树”也可能是“蜀”的谐音字(扬雄为蜀人)。姑志疑于此,以伺通博。

  复次,《五柳传》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实的部分是对扬雄的暗写,可称为虚中之实,貌似纯粹虚笔的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因为这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如陈寅恪所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柳如是别传》)“何许”是中古时期的习语。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又陶渊明《圣贤群辅录》:“求仲羊仲”条:“右二人不知何许人。”这一表述方式的远源是东汉赵歧的《三辅決录》:“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二人不知何许人,皆治车为业,时人谓之二仲。”(清张澍辑《三辅決录》)《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与子俨等疏》“但恨邻靡二仲”,皆用此典。而近源则是东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在《高士传》中,至少有石户之农、 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此三人并见陶渊明《扇上画赞》)、老商氏、东海隐者和汉滨老父者等9人的小传称“不知何许人也”。依据此类人物别传通例,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意味着所述之传主是古人,《五柳传》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是一种虚中之实。至于《五柳传》“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方式,则源于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故“亦不详其姓字”一句的隐文就是“大人先生盖老人也”,这位老人就是扬雄,这也是虚中之实。因此,《五柳传》开篇两句貌似缥缈的表述就绝非可有可无的废话。实际上,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文学迷雾”,其中暗含着充满善意和智慧的“文学诡计”。

  当然,更为“奇幻”的是《五柳传》结尾的“赞曰”。这段文字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古列女传》卷二“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缊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彼美淑姬,可与寤言。”此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丛书集成初编》)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从来”二句,表达的就是《五柳传》“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的意思。但是,最令人回味的是,在《古列女传》中,居“鲁黔娄妻”故事之上的就是“柳下惠妻”的故事。《五柳传》既然突出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为何不用柳妻之言赞美传主,却偏偏用黔妻之言赞美传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为了回应《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表述,从而更充分地凸显传主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当然,这也与这种表述本来就出自扬雄本人之口这一事实分不开。而“柳下惠妻”的言论,主要是彰显夫君“忧民救乱”的美德,与黔娄的道德特征存在差异,既非扬雄之自比,自然也就与《五柳传》互不相属了。《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颜氏称陶公与黔娄和柳下惠“同尘”于既往之世,则是兼赅《五柳传》和《咏贫士》其四,可见他是深知“谁是五柳先生”的。

  因此,《五柳传》所谓五柳之宅,本质上乃是道德之宅,是仁义之宅,是精神之宅。《世说新语·赏誉》第20条叙述在东吴灭亡后,吴中名士蔡洪赴洛,有人问“吴旧姓何如”,其答辞盛赞东吴诸君,有云:“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幙。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以玄”句,本于《长杨赋并序》:“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玄默”、“澹泊”乃是扬雄所推崇的清静无为的君主理想。“行仁”二句,本于《解嘲》。在“世异事变”(《解嘲》)中,只有“守德之宅”(《解嘲》)才能趋向永恒,趋向宁静。

  显而易见,《五柳传》是由两套话语构成的:表层的晋人话语是陶渊明的,深层的汉人话语是扬雄的。两套话语互为表里,从而充分实现了陶公与扬子的精神对话。与古人对话是陶公的一贯追求。“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他不仅追寻古代高士的行迹,而且探求他们的心灵。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过去,未来也不会到来。他同古今一切高贵的灵魂对话。他用自己的意志和心灵去感受去扩张,去发现古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借助这种发现,他确认、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领域,建立起支撑自己生命的精神柱石;他也由此将自我置于历史的河流中,在历史性的永恒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找到立足于此生此世的存在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而在陶渊明努力探寻的古代贤者与先哲的人物谱系中,扬子无疑居于核心的位置。《五柳传》的创作,为陶公与扬子建立了深度的精神关联,并由扬子推进到柳下惠。

  要之,陶渊明穿越了四百年的时光隧道,发现了扬雄,又在扬子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代道德典范柳下惠,最后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诠释和人生价值的界定。因此,就本质而言,我们可以把《五柳传》视为陶渊明的“精神自传”,其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五柳精神”。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全文15000字,刊于2017年9月13日《中华读书报》)

  拙文《五柳先生是谁》(以下简称为“拙文”,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5-6版)通过文本对比,揭示了《五柳先生传》(以下简称为“《五柳传》”)与《汉书·扬雄传》(即扬雄《自序》)的渊源关系,由此确认《五柳传》的传主是扬雄,《宋书·陶潜传》所说的“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就是陶渊明以扬雄自况,只是“时人”不知“谁是五柳先生”而已。限于篇幅,有一个细节问题,拙文没有深谈,那就是《五柳传》用了九个“不”字。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以上两篇文本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如此高频率地使用同一个否定副词,确实是一道独特的小小风景。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老子所谓“当其无,有有之用”,王夫之所谓“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船山遗书》第六三册《思问录》内篇)。如“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仇兆鳖选林云铭《挹奎楼稿》卷二《〈古文析义〉序》:“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所谓‘甚’者,以穿凿附会失其本旨耳。《南村》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若不求‘解’,则‘义’之‘析’也何为乎?”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陶之“疑义相与析”又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之“重与细论文”也。培根(Ba-con)论读书(Of Studies)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swallowed);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第1228-1229页)

  这段话在现代研究陶渊明的论著中被反复征引,进而渗透到有关《五柳传》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如金星《鄙视流俗傲然处世——从“不”看〈五柳先生传〉》(《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10期,同题文章又见于《课外语文》2006年Z2期,作者题为赵新民),汪茂吾《从“不”看五柳先生的性格特征》(《语文天地·初中版》,2005年第20期),等等,而唐若从记录的安徽省淮北市海宫学校有关《五柳传》的一场师生对话则比较有代表性:在有两位同学将五柳先生的特征概括为“淡薄名利”“安贫乐道”之后,老师最后总结道:“这九个‘不’字像一条红线,把全文串起来了,把五柳先生的特点突出出来了,也为我们背诵文章提供了线索。”(《陶渊明说“不”—〈五柳先生传〉实录片段》,《中学语文教学》2008年第4期)由此可见,钱先生的对《五柳传》的解读,被人们普遍视为“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语)的妙论,他又征引英国培根论学之言,似乎更显得视野开阔,中西合璧,发人深思。但钱先生两次所引《五柳传》“不详其姓氏”,“姓氏”,陶集各本均作“姓字”,拙文曾引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五柳传》本此。钱先生本来博闻强记,记忆中虽两次偶误一字,也不必责备。又钱先生所引培根论学名言,两次出现“swallowed”(吞、咽)一词,培根行文素来简古,所以我感觉此处引文有点异样,于是用微信咨询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俞宁教授,俞先生迅速查阅了两种培根原著的版本,即The Project Gutenbert Essays(Produced by JudithBoss and David Widger,2013,P575)和The Oxford Authors: Francis Bacon(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6, Page 439),确认第二个“swallowed”本来是“digested”(消化、透彻了解之意,这两个词都是英语的动词被动式)。随后我翻检1819年伦敦版《培根全集》,查核其第二卷Essays Civil and Moral(《论说文集:民事与道德》)中的L.OF STUDIES(《论学问》)一篇,确认钱先生节引了其中的两句,这段话完整的的原文是:“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others to beswallowed,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that is, some booksare to be read only in parts; others to 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 and somefew to be read wholly, and with diligence and attention.”(第374页)水天同的译文是:“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一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0页)算是又一个记忆偶误,也不必责备。但是,钱先生又说:“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如此论陶,就把“五柳先生”无端拔高得有些“过柳”了,必须得略微说道一下。

  我们知道,《宋书·陶潜传》所载《命子》诗作为陶公自述家世与族史的诗作,是他在身体衰微之际写给长子陶俨的。全诗凡10节,第一节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云云,第三节称“于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踪”,第五节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诗人先称浔阳陶氏来自于陶唐氏(即尧帝),随后又提到了三位陶氏人物:汉愍侯陶舍(公元前202年前后在世),汉丞相陶青(公元前195年前后在世)和晋大将军长沙郡公陶侃(259-334)。在“启土”一句下,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引《尚书·武成》:“惟先王,建国启土。”在“亹亹”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大雅·文王》:“亹亹文王。”在“桓桓”一句下,斯波氏引《毛诗·周颂·桓》:“桓桓武王。”在“天子”一句下,斯波氏转引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均见斯波六郎《古直〈陶靖节诗笺〉补正》,《汉文学纪要》,第三册,第1-11页,1949年7月)无论尧帝,还是周武王、周文王,在后世均有圣王之目,陶公用这些历史巨人来比拟其先人,其雷人之语令人震撼,比较而言,平生颇为狂傲的谢灵运的“述祖心态”则要平淡许多。从《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所载谢氏《山居赋》和自注以及《文选》卷十九所录谢氏《述祖德诗》来看,谢客不过是彰显其祖父谢玄将军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美德而已,并没有多少夸饰之辞。陈郡阳夏谢氏本属一流高门,浔阳陶氏恐怕连三流都算不上。而所谓以塚中枯骨骄人,实乃六朝人之通病,高雅如陶公者,不仅未能免除此种恶习,而且将其推向极致了。这正是历史人物复杂的一面。显然,钱先生的“破除论”是缺乏历史感的,但他是文学学者,不是历史学家,我们对他的文字可能不应绳以史法。因为我并不认为钱先生对“二史八书”之类的史籍都很熟悉,尽管这些书是一般治南北朝史学者的必读书。杨绛回忆少年时代的钱锺书:“他纳闷儿的是,一条好汉只能在一本书里称雄。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堰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的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了《西游记》,怎敌得过孙行者的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记钱锺书与〈围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有本事的人也都是有局限的人。此外,《管锥编》的初稿毕竟写于“轰轰烈烈”的年代,钱先生的“破除论”似乎多多少少有一点时代镜像的折光,只是其本人没有觉察而已。但无论如何,陶公的“阶级觉悟”也没有达到钱先生所说的那种高度,至于有人因陶公躬耕垄亩、讴歌劳动就封他为“农民诗人”,那就更加离谱了。

  还是回到《五柳传》的九个“不”字。美国著名汉学家戴维斯(A.R.DAVIS)教授的英译《五柳传》(BIOGRAPHY OF THE GENTLEMAN OF THE FIVE WILLOWS)对我们理解作品的这种语言现象很有帮助,我们也不妨借此机会体会一下“五柳先生的西游”(卞东波教授语)或者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特殊风采:

  “黔娄”二字下,宋人校语:“一有‘之妻’二字。”戴氏译文忽略了“之妻”二字,实为不妥(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2页,戴维斯《陶渊明:他的著作及其意义》,第一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但戴氏对“不”字的把握是非常精准的,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将“以此自终”译为“thus he will be to the end”,意在表明陶公此传是对传主一生的实录和总结,他倾情描写的是传主晚年的意趣和心态。戴维斯在注释中还指出:“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创建有关自己的故事,这在中国文学中可能具有初始的意义。我们至少有沈约的观察可以作为证明,那就是他作为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的有关此传真实性的声明。但此传的描写在客观上毕竟同时具有自我贬低和自我确信的双重意味,对于社会地位经常有不安之虞的中国史官而言,其中也包含着某些不易理解的因素。但陶渊明是一位成功者,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后人眼中的完美典范。”可见他尊重传统对《五柳传》的解读,但也有自己特殊的看法。他很可能已经感觉到人们对《五柳传》的传统解说有问题,譬如,他在注释中就曾经援引清人张廷玉质疑《五柳传》为自传的观点(参见拙文)。而戴维斯没有发现的问题是,《五柳传》以九个“不”字衔接全文的“章法”正来源于《汉书·扬雄传》:

  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

  仅仅以上所引扬雄《自序》的局部,就有12个“不”字,他的一些辞赋作品,如《长杨赋》《反离骚》等,也是多有“不”字。通过考察、对比这两篇传记频繁说“不”的这样一个高度相似的语言现象,以及相关语词、语句、语段、语篇在语义表达上的雷同现象(参见拙文),我们可以断定五柳先生就是扬雄。多年以前,拙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在讨论东汉时代一些经学大师“有意突破家法乃至训诂藩篱”(杜国庠语)的学风时曾经指出,这种学风由“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汉书》卷八七上本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顾尝好辞赋。’俨然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主人公。”(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正是基于对以上两传在语言语义上的相似性的认知。实际上,魏晋时代的重要玄学命题“言意之辨”,远绍庄子得筌忘鱼之说,近得扬雄不为章句之旨,陶渊明所谓“欲辨已忘言”乃是其余绪。《五柳传》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作为以扬雄为始作俑者的汉代经学训诂的,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钱先生牵引培根的读书论作为比附,未免失于肤浅和妄附了。这个小小教训足以表明,搞中西文化比较即使仅仅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也应该是非常慎重的,作为一个学科的情形可能就更加复杂。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与殷晋安别》)……

  类似的说“不”诗句,遍布陶集。尽管陶渊明喜欢饮酒和常常说“不”的语言习惯,未必全是扬雄这位“精神导师”发生作用的结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可以作为佐证之一的,是陶渊明的“无弦琴”,其中所浸透的观念的近源正是扬雄《解难》“譬画者画于无形,弦者放于无声”的喻辞(这一点吴国富教授在其论文中已经指出,论题见拙文)。而细读陶诗,我们也可以常常窥见扬子的影响。《太玄》卷第九《玄掜》:

  ……可听者,圣人之极也;可观者,圣人之德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是以昔者群圣人之作事也,上拟诸天,下拟诸地,中拟诸人。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该丑,五岳宗山,四渎长川,五经括矩。天违地违人违,而天下之大事悖矣。(司马光《太玄集注》,刘韶军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0页)

  陶公《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之妙句,即从此文化出。而扬子所言“天违地违人违”,违就是违背、冲突、不顺的意思。“洲渚四绵邈,风水互乖违。”(《于王抚军座送客》)此为“天违”和“地违”。“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饮酒》二十首其九)“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五首其三)“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闲情赋》)这些都属于“人违”。《太玄》是扬子一生思考、劳作的结晶,是扬子建构的学术大厦的核心性成果,在中古时代更是驰誉学林的名著,如汉宋衷、吴陆绩和晋范望等著名学者都曾经为之作注。宋代司马光研究《太玄》前后历时三十年,并撰写了《太玄集注》一书,足见其重大学术文化价值是举世公认的。《太玄》征服了陶公,因而他熟读此书,并且引《玄》入诗(更多的例证已见拙文),在“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的文化氛围中别创一种充满哲理的田园诗境。

  总之,扬雄作为一代新圣的文化魅力就在于,他是发现真理、恪守道德并以自己伟大的学术建树和卓越的文学业绩走向永恒的人类社会的脊梁,作为社会的良心,他更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向人们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贫穷是没有才华没有智慧,真正的低贱是没有道德没有创造。因此,陶公作《五柳传》以扬子自况,也绝非低调之举,其高出世表的心志,其藐视流俗的态度,其立名后世的理想,千载以下,犹可想见。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成功了。但这一切都以极其深隐的方式,潜藏在淡淡写来的笔墨当中。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曰:“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白香山对陶公的理解是非常深透的:“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是修养,也是压抑;是幸福,也是凄怆。那么,就创作心态、创作机制和创作形态而言,如以上所论和上一篇拙文所说的一石三鸟的写人艺术以及外晋内汉的语言艺术,在人类的文学海洋中是否还有另一篇作品可与《五柳传》相媲美呢?期待着人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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